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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锣湾书店的死与生

作者: 时间:2020-03-18 101° 行业动态

前年认识老先生,他想重开书店,问我可会考虑。(书店)事件后,我打算退休,总觉得营营役役,工作多年,到了这种年纪,该留些时间给自己,读点书,或出外走走,看看世界。言谈间,我未表明意向,他已指定到台湾开。

为甚幺不在香港?当时我亦好奇,就像后来的记者问。但得到的回答并不清晰。我只能猜想,也许老先生想借此投资移民,而开书店是有意义的事,仅此而已。不管动机如何,我婉谢了,没料几个月后,他再次提起,希望我再考虑。问原因,原来见我没答应,他另找别人,那是台湾的大陆民运人士。老先生付过一笔钱,对方没做事,如同被骗。后来我再三思量,想到那边情况,如香港一样,被大陆处处干预、强行打压,甚至花钱收买人心,试图赤化。虽说开书店,对维护台湾作用有限,但我想无论卖出一些好书,或以书店名义举办座谈、研讨会,让更多人关注,自有好处,最后应承了。

适逢翌年台北书展,中文笔会邀约座谈,我趁机走访好些独立书店,想更多了解他们的经营方式。儘管同样是书业,两地阅读文化与习惯,仍有差异,港人工作繁忙,难得抽空,多逛完就走。有个明显现象,当地人拣书,爱精挑细选,要求地方宽敞。为了留住读者,店方要提供足够的空间,有些还附设简餐。相对于环境挤迫,尺金寸土的香港,特别黄金地带,即使楼上,十来步面积,动辄四、五万租金,差天共地。我以前常到台湾,有些店东也是朋友。

港台两地书业,这几十年变化颇大。就香港而言,八十年代以文史哲为主,学校属必修科,因而常供不应求,其时台版不多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,经济转型,教育也侧重商业,文史类大减,不几年,数码兴起,网购大行其道,实体店开始衰微。影响所及,就连台湾各大出版社,亦先后裁员。我听闻时报一夜间裁掉五千人,剩下五百,嫌不够,还要再裁,原本初版印七八千,递减到一二千。算得上够惨烈的。不说许多人不知道,八十年代中,台湾貌似闭塞,稍后解严,民进党未上台,法例订明,贩卖一本共匪书拉人封艇,罚款二十万新台币。台大附近的小书店,就像昔日的葡萄牙人,偷偷登陆淡水河,大陆书悄悄上岸,卖到成行成市。

很明显,其实正逐步开放。后来的野百合学生运动,更加速了民主进程。

真是风水轮流转,当年卖禁书抵触法例,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,现在轮到大陆,开始限制港人言论自由,沦陷二十年,正是退回蒋家的威权管治。就在参加完座谈,一个晚上,回到宝藏严旅馆,望着窗外的河流,凝思着这些,有访客来,虽说事先约好,知道是谁,但见面还不太认得。待对方关上房门,解开脸上的围巾,除下帽子,一张大口脸朝我点头。寒暄几句,各自坐下,我搜索记忆,对比新闻旧照,等他先开口:林先生,这次我是……。

静静地听着,渐渐才明白过来。他想知道,老先生最初托谁办事,我晓得吗?另外是关于书店。因为老先生先找他,所以开书店的钱,由他代领,再转给我,这样做才算合理。由于他自始至终,拐弯抹角,不肯明言,却自相矛盾,不打自招,他就是坑钱的人,我只好以同样方式,让他安心。我暗示知道的,但与我无关,即使有人问起,也不会指名道姓;至于钱银轇轕,请阁下跟老先生谈吧。

谈了一夜,全是废话。那个所谓民运人士,刻意深宵到来,怕人撞见,想过水湿脚,沦落到这种地步,令人感到可悲,大陆的民主推动,靠这类人无疑死定。当我以为是个别事情,开始有些干扰,仍不以为然,没想另一个晚上,两个人冒了出来。那是笔会安排拜访廖亦武先生,他应邀到台北授课,也住宝藏巖,作为驻地作家,为期三月。得机见廖亦武,我当然高兴,读过他的《低层访谈录》,知道他的经历,他的为人,深感佩服。在场还有林保华夫妇。谈话不久,有人进来,递上名片,我看了一下,是美加的民运组织,想约我到那边参加座谈。

感到奇怪,我稍后到美国听证会作证,只有少数朋友知道,相熟的林保华,也不晓得,消息是怎样外泄的?而且他们还说,在海外注册了铜锣湾书店,问我可否合作。幸而事前友人提点,要我多加防範,尤其自称民运组织的,有些已变质,或暗中投共。对于这些,我略知一二。美国「劳改基金会」某负责人,有一天陪几个大陆亲戚,到南美游玩,忽然失蹤,随后被发现伏尸沙滩,检验结果为溺毙,同游的失联,不知去向,传闻与大陆高层,有财色纠纷,事件最后不了了之,耐人寻味。我不过是书商,没必要蹚这种浑水,为免打扰主人家,我请他们到门外,敷衍几句,打发走了。我以为没事,原来还有下文。

稍晚有坏消息。回到房间,与记者交谈,手机嚮起,到门外听,回来神色凝重,採访觉察到,站起来:发生甚幺事?我摇摇头:香港有传闻,但没法证实。感到忧心。翌晨去河边散步,空气寒冷,接到来电,确实了,深圳「壹仁网」杨小姐,被牵连进去,她帮我转寄书籍,罗织同一罪名「违法经营书籍销售」,将会判刑。望着平缓的流水,好生难过。

及后问老先生,资金呢?没有落实。大概被我追紧了,第三次找朋友,一同商量。以为有眉目,没想还是空谈。到底怎样?有点不耐烦。沉默良久。初见面的说,好不好去找郭文贵……。看看老先生,没有异议。我儘量压抑语气,但说话却无法掩饰 : 郭文贵那些是骯髒钱,替国安局办过事的,没有一个好人,开书店用他的钱,不是很荒谬吗 ? 面面相觑。

我定下限期,资金不多,大约五十万港元。扣除舖租、按金四个月,若余额不足,我认识好些同行,积压不少存货,加上二手书,我会拣,知道它们的价值。有价值自然有价格。即便无法丰富书店,我有些藏书,勉强应付。儘管资金未有着落,我趁去美加前有空档,按计划去做,答允过老先生,也要尽力。我向李月华提出,从高雄往北,进行拍摄採访,她是众新闻总编,得到欣然答应,资助大半。

熟悉台湾都知道,那边读书风气盛,不论城乡,各地都有。常让我百思不得解的是,大城市读者有一定,相对易经营,但乡村小镇,人口分散,小书店是怎样维持的?经过访谈,我归纳出几个要点。一是紧贴时弊,当某些大事发生,如社会运动,通过新闻传播,店主会举办座谈,请有关人士做专题演讲,召唤更多人关注,从而带动阅读。最典型的是反核四,由于废料将来放置宜兰,被当地人反对,浪声不绝,后来更漫延全台。我见嘉义小书店,门外仍挂着退色的抗议横额,让人意外的是,疏落的书籍中,居然有雨伞运动。

当然仅靠这些,也很难维持,也许更重要的是,台湾政府重视文化产业,对独立书店实施补助,不无关係,问过好几家,都颔首认同。然而长期输血,终究不行,还要看经营者的能力。我见有些苦苦撑持,过些时候,就会熄灯。跟那些能办下去的比较,我得出结论,如果生意回落,即使租金相宜,同样把书店压垮,就像最后一根稻草,若能解决舖租,开书店,仍是可行的。

随后往返几次,一边拣地点、看舖位,同时联络行家,收集书目,做好準备。到去年底,老先生在台北安排晚宴。席上有两个台湾人,老先生介绍,一是朋友,来帮忙的,另一是富商助手。我才明白过来,老先生花了冤枉钱,周转不灵,惟有找人合股。对此我无意见,反乐得其成,有足够的资金,一切好办了。

就在今年三月,台北电邮,是开记招通告,除邀请到几个教授支持,也申明经营理念,我反覆细看,认为有些要斟酌。对于「反共」,总觉无多大意义,大陆不是只有共产专政,而是历代如此。即使推翻中共,新政权上台,依然无法改变。很明显,中国走进掘头路,倘若主张大一统的民族教育,照旧推行,沿袭「制民之产」、「国富民穷」,以短期的「脆弱的强权」管治,正如金观涛所指,继续治乱兴衰,即使换成政党形式,也只会维持长期的、停滞的超稳定状态。中国的主要癥结,不仅是体制,还包含文化与经济的结构性问题。可以说,经过几千年进化,比起所有独栽国家,是最严密和严酷的专制政权。

记招当日,开场前,跟朋友闲话,有人不请自来,递上名片,是去年同一帮民运组织,二人是驻台代表。这次不但想邀约,而且还表明,注册了书店。言下之意,我只有两个选择,一是版权归属,要协商,再就是参与经营,让我考虑。我警惕起来,环顾四周,除了记者,有些陌生人。情况变得複杂。我只得一度板斧,模棱两可,敷衍过去。散会后,问筹办的朋友,名片这两位,是邀请来的吗?是人家主动联络吧——那个大口脸,也来过。

我信任老先生,但看来有点糊涂,先是所托非人,钱被坑了;找朋友商量,又不辨是非。以后怎幺办 ? 无计可思。去岁晚宴,我有事离席,不知结果。问老先生,未斟妥,等答覆。记招后,几个人频频扑扑,去会计师楼签文件,到公证事务所取证书,赶银行开户口。当一切办妥,万事俱备,鬆一口气,去花莲散散心,不想返回台北,那个台湾朋友,忽然改变主意,要求退出。

了解甚幺事,请他稍缓,倘台商入股,再退不迟。勉强点头。我理解他,也感谢他。事实上撰文稿、发通告、开记招、邀请学者、租场布置,网上集资,全靠他与义工帮忙,共同协作,能够顺利进行,是看不见的付出。一个月后,问老先生,台商覆了吗,没有。电话无法详谈,我要求见面,他说不在港,六月吧,在台北。

期间有特约记者,跑单帮,要求採访,给我推掉了。我解释说,还在规划,联络出版、跟中盘(批发)商谈、拜访店东,都是琐碎事,没多大新闻价值;另一是团队,也是日本NHK。翻译的朋友託付,要追蹤拍摄。再三解释,没有用:请务必帮忙,与人家合作多年,这次无法办成,影响关係。感到无奈。但我提出要求,有些场合要避席。那时已觉不妙,之前有党媒乱写,诬蔑重开书店,如同播独,即是分裂国家。朋友见报,骇然,电邮通知,为免嫌疑,注销了所有登记。

我仍抱一丝希望,干扰是小问题,再注册就是,欠的只是资金。朋友后来说,他知道老先生被坑了,问我晓得吗?我摇摇头,心不在焉,记挂书店事。随后在别的场合,跟相熟的教授,当面取笑,这个人真会守口如瓶,那个打着民运旗号,专坑钱的大陆人,台湾记者都获悉。又问,你道坑了多少吗?我听闻,但不想知。是七万欧元呢,说时有些幸灾乐祸。算成港币七十万,老天,足够开书店了。

抵台当日,NHK紧追不放,马上见面。我安排了行程,对方想修改,要见老先生。我自然不肯,老先生是有心人,冒了极大风险,这样会令他招惹麻烦。我理解他们想先报导,但答应保密,重开书店有任何后果,由我承担好了;一个被完全隔绝、囚禁过的人,除了失去自由,没甚幺好怕的。大抵见我坚持,退而其次,提出在外面拍摄。我考虑了一下,只好让步。

三人坐下来,老先生闪烁其词,想让我明白。但我不习惯,非要讲清讲楚。他看看对桌,仿佛一直问,是那个台湾朋友。最后喃喃自语,终于说:他要退出。原因也一样,怕影响大陆生意,而且他知道,港台两地,有人调查他。说意外不意外。想想倒奇怪,不怎样失望,反觉解脱了。我一向敬重他。事情弄到这个地步,我亦有责任。也许上次见面,他提议搞出版,被我反对。我说书店未办成,怎幺又节外生枝呢。他说人家想借书店名义。我知道作者,是桂民海写手,两人合作多年,出过好些书,都是些政治八卦类,卖给大陆人,不过想搵钱。当我一口拒绝,老先生闷声不响。我不晓得他怎样想,出这种垃圾书,无疑违背理念。

事后到楼下午饭,老先生找坐位去。朋友问,你想到这种结果吗?说不出话来。三人默默吃。我用过些,先行离去。

马路对面,摄制队向我招手。

后记:回来收到消息,那帮人不再装门面,预备退租,清空书店,拆卸招牌。9月发文,当作弔唁。

林荣基 2018/9/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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